三家巷小说 有声书 第8章 盟誓

三家巷小说 有声书 第8章 盟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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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家巷》是由欧阳山编写,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籍。2019年9月23日,《三家巷》入选“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”。
《三家巷》作为十七年文学中独具风貌的一部作品,其故事发生在“五四运动后和“”大革命”时期的广州(有关家族历史还回叙至晚清),而《苦斗》则写到“大革命”失败后广州近郊震南村的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活。与《红旗谱》等长篇一样,都是有关“革命”起源、过程的描述(即作者所说的,表现“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”),但也有着其他小说不同的特点。他选择了对重大的历史事变的侧面描写的角度。“五四”运动、“五卅”惨案、省港罢工、中山舰事件、北伐战争等没有成为中心情节,而只是作为背景,在小说中构成特定的时代氛围。人物对革命斗争的参与,在大多数情况下,也不被设置为描述的重点(周炳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,应该说是个“例外”)。
三家巷中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父辈、儿女之间复杂关系,构成故事的基本线索;因而或许也可以看做是“编年史式的姻亲家族叙事 [3]
”。周、陈、何三家分属不同的阶级(手工业工人、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地主),对时势、政治有不同的立场和反应。但他们是近邻,周陈两家既是连襟亲戚,儿女又是同学。基于人情、事理、利害等复杂纠葛的都市日常生活、家庭关系,在书中得到细致描述。另一特点是人物创造上。能留给读者较深印象的,不是那些作者并非不经意的革命者形象,而是周炳、陈文雄、陈文婷等有着性格复杂性的人物。
这两个“特色”,是60年代对小说评价上的分歧点,也是小说内在结构矛盾的“根源”。侧重日常生活情景和亲友、恋人之间纠葛的描述,重视社会风俗和对周炳、陈文婷等的行为、感情状态的细致描写,在小说的批评者看来,是以生活风俗画冲淡了革命的气氛,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。即使是为这两部小说辩护的论者,也会指出这种描述方式对反映“整个”阶级斗争形势和面貌带来牵制,和作家对周炳的弱点“批判”不够,对他与诸多女性关系的描写“格调不高”。这里涉及的是“革命小说”与旧“言情小说”的关系问题。从晚清到现代,“革命”与“恋爱”已经是小说的基本模式之一。
50年代以后,由于“革命”的崇高和“纯洁”化特征的强化,由于现代“言情小说”受到的摒弃,作家对这一问题处理更加谨慎。欧阳山多少离开了这种严格的局限。那种“革命加恋爱”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类型,传统“才子佳人”言情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格调,在他小说中多有泄露、正因为如此,当时的一些批评者,便会把《三家巷》、《苦斗》的这种表现,看作是对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迷恋。
60年代围绕这些小说的争论,如果从小说类型层面观察,提出的正是“言情小说”在当代的合法性和可能性问题。《三家巷》的作者当然是要严肃地叙述,也多少明白“才子佳人”和他们的爱情,在现代革命小说中既不应占太多篇幅,也不具独立的性质——只有作为对“革命”的或正或反的证明才能存在。但情爱的纠葛可能展示的细腻、曲折,加上中国言情小说“传统”所提供的艺术经验,在写作中显然成为更具诱惑力的因素而让作者着迷。具体描述导致的结果,有时反而衬托所着力描写的“革命”的干枯和简陋。在确立表现对象、叙述方式、语言风格上的犹豫,导致了小说(尤其是《三家巷》)结构上的内在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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